１９３７年，“七七”事变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８月３１日，两架日机飞越丰顺、汤坑等处，投弹数枚，开始了对潮汕地区的轰炸，战火迅速向潮安城区蔓延。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践踏这片宁静的土地，李嘉诚美好的求学梦想也被打碎了。１９３９年６月，李嘉诚随父到潮安县郭垄小学就读。６月２１日，日军侵占汕头。６月２７日，日军的飞机对潮州城区狂轰滥炸，宁和而美丽的潮州城成了一片废墟。随后，日军分三路先后开进潮州城，潮州沦陷。昔日如世外桃源的潮汕地区一片腥风血雨，报上不时以醒目的标题刊登日寇暴虐乡里的消息。李嘉诚的父亲时任郭垄小学校长，整天忧心忡忡。母亲庄碧琴笃信佛教，烧香拜佛，祈祷佛祖保佑家人和乡亲平安。但是，日本侵略军没有丝毫人性，继续没日没夜地在城区狂轰滥炸，县教育科不得不宣布所有的学校停课。李嘉诚对于故乡的最后一课始终记忆犹新。当时，处在乡间的庵埠未遭日军轰炸，大部分学生仍按时来到学堂上课。国文老师慷慨激昂地讲解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最后，师生们含着悲愤的热泪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：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不久，日军开始屠城，一面大肆烧杀抢掠，一面四处张贴安民告示。城区的居民惶惶不可终日，纷纷逃出城外，到山乡农村投靠亲友，躲避战乱。潮安县庵埠镇是在６月２２日被日军占领的，之后学校被迫停课，这也意味着执教多年的李云经彻底失业了，他带着李嘉诚回到位于潮州城的家中。李嘉诚小学尚未毕业，升学无望，在沦陷区又不敢随意走出家门，只好躲进藏书阁默读古书。时事纷乱，兵荒马乱，他从书本中明白了许多世事和人生道理。１９４０年年初，李嘉诚随家人到祖母许氏出生地澄海县隆都镇松坑村避难。不久，李云经又带全家逃往文祠镇后沟村，投靠在该地小学任教的胞弟李奕。兄弟见面，李云经沉痛地说：“我逃荒失业，生活无着，一家人患疟，没医没药，祸不单行，苦不堪言。”兄弟俩长吁短叹，怆然涕下。李嘉诚的祖母已是风独残年、体弱多病的老人，哪经得起这番折腾。这一年，她因惊吓过度、忍饥挨饿而病逝。李嘉诚的伯父李云间、李云梯在他乡执教，因日寇封锁交通，不能奔丧。李云经、李奕兄弟二人倾资为老母操办了简单的葬礼，草草掩埋在后沟的山冈上。李云经失业一年，仍未找到教职。他不善体力劳动，亦不会做小生意，唯有感叹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。李奕薪水微薄，李云经不忍接受其接济，眼看自己执教多年攒下的积蓄即将告罄，他心急如焚，天天琢磨着到何处去谋生。李云经与庄碧琴商议多日，决定到香港投靠内弟庄静庵。庄静庵是香港的殷商，相对内地烽火连天，兵荒马乱，香港却是太平盛世，一派祥和繁荣，成为战时内地人的最佳避难所。这年冬天，李嘉诚和弟弟李嘉昭、妹妹李素娟，随父母从文祠镇松坑村出发，踏上了艰难的逃亡旅程。当时，重镇和大道大都被日军占领封锁，海路也不通，日本军舰在粤东沿海水域横冲直撞。李云经一家只能走崎岖的山间小路，穿越平原地带则选择在夜间行动。寒冬腊月，北风袭人，淫雨霏霏，阴冷潮湿。他们不敢也无钱住客栈，于是或露宿荒山野地，或在山村向好心人家借宿。全家冒着随时可能被杀的危险，躲着不时而来的流弹，爬过一道道封锁线，步行十几天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辗转到达香港，风尘仆仆地来到庄静庵家中。庄静庵问了问老家的近况，然后开始介绍香港的现状，他说：“香港时时处处都有发财机会，就怕人懒眼花，错过机会。潮州人最吃得苦，做生意个个是好手。我认识好些目不识丁、从潮州乡下来的种田人，几年后都发达了。”他劝姐夫、姐姐不要着急，安心休息，逛逛香港的街市，再慢慢找工作。看着眼前这个面黄肌瘦、衣衫脏旧、额头高高、瘦骨伶仃的外甥，庄静庵做梦也没有想到李嘉诚日后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。庄静庵幼年也曾在潮州乡间读私塾，小学毕业后，他像众多潮汕人一样离家外出闯荡，先在广州的一家银号当了几年学徒，后来晋升为部门经理，有了一些资本后便独立创业，经营批发生意。１９３５年，２７岁的庄静庵来到香港闯天下。当时香港还没有钟表业，钟表皆是瑞士等国的产品，人们称为西洋货，经销商大都是洋商。庄静庵涉足钟表业，只能从最简单的产品做起。他在上环开办了一家山寨式工厂，生产布质、皮质表带，交给港九（香港和九龙的简称）的钟表商代销。庄记表带质优价廉，深受代理商和消费者欢迎，生产规模日益扩大，产品还销往内地。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，庄静庵兼营钟表贸易。他购入瑞士钟表，销往东南亚各国。５０年代，庄静庵正式介入钟表业，渐渐成为香港最大的钟表制造和销售商，被香港的潮州人视为成功人士。当时潮州人在香港大多经营米铺、酱园、餐馆、土杂山货铺，像庄静庵这样有产业的制造公司并不多。但庄静庵并不满足于眼下的业绩，仍在不断地扩大规模，因而资金分外紧张，姐姐一家人的到来，无疑成了庄家的负担。不过，庄静庵没有表露出丝毫不快，他腾出房间让他们一家人住下，并设家宴为姐夫、姐姐接风洗尘。出乎李云经夫妇意料的是，庄静庵始终未提起让姐夫李云经到他的公司里工作。也许庄静庵认为李云经年纪比自己大，不便指使管理。庄静庵的个性是在商言商，生意归生意，亲情归亲情，绝不把公司人事与亲戚关系搅和在一起。李云经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氛围中，尽管心里明白这是香港商家普遍的做法，但在感情上却不那么容易接受内弟的态度。庄碧琴很想去质问弟弟，但被李云经制止了。他不想给庄静庵添太多的麻烦，来香港投靠庄静庵已是万不得已。况且，他毕竟是个读书人，有着传统学儒惯有的清高，不愿意“为五斗米折腰”。第二天，李云经便出去找工作，结果四处碰壁，他心中不禁感到一丝失落。在家乡，他是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。他那渊博的学识，令众多财主富商黯然失色。而在香港这个资本社会，一切都颠倒过来了，拜金主义盛行，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。没有人向李云经请教古书上的问题，更没有人夸奖李嘉诚吟诵诗文的出众禀赋。在香港只有一句真理：赚不到钱，你的生命将是脆弱的。正值不惑之年的李云经，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。繁华的香港，竟没有一个教师的容身之所。庄静庵异常忙碌，没日没夜，每天都要工作１０多个小时。最初的一段时间，他经常来看望姐夫一家。渐渐地，他来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有时几天都不见他的人影。庄静庵对自己家人亦是如此，他没有闲暇时间与家人安安静静地相聚一堂，或外出看戏郊游。除了庄静庵这门至亲外，李云经夫妇在香港还有不少亲友同乡。他们来看望过李家一两次，便再无音信。潮州人在异国他乡以团结互助著称，故能发达。但帮衬也是有限的，潮州籍富翁无一不是靠自己打拼。李嘉诚尊敬并崇拜舅父庄静庵，舅父不像自家叔伯总是引经据典大谈伦理道德，舅父是个实用主义者，是个不喜清谈的拼搏奋斗之人。生意冲淡了家族气氛及人际关系。李嘉诚稍大后，庄静庵深有感触地说：“香港商场竞争激烈，不敢松懈懒怠半分，若不如此，即便是万贯家财，也会落得个一贫如洗。”所以，李嘉诚很理解舅父的处境和做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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