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宋儒不但这‘天理’二字说偏了，便是这‘人欲’二字，一样偏了，后学不才，曾听宋学之人讲起，这《礼记。乐记》之中，便有‘灭天理而穷人欲’一言，如何偏了？要知道这人欲到了尽头，天理自然就被破坏了。可为了维护天理，便一定要湮灭人欲吗？人欲如流水，性理如沟壑，水在沟壑里流动，哪里错了？若是水流不依沟壑而动，四处奔流，才是错了！宋儒看这理欲，便如对待正邪一般，非此即彼。可这天理人欲，并非正与邪一般，是绝对对立之物啊……”

戴震所言，乃是儒家学者中常见的“天理人欲之辨”，其实颇为复杂，为了讲学，已经讲得非常浅易。但阮元这年毕竟才十一岁，对于这些深刻的道理，也很难理解多少。只觉戴震讲的这些，言辞简明扼要，却又引经据典，极有说服力，至少要比所谓“宋儒”、“宋学之人”要强多了。

阮元还不知这其中言论，便是清朝中期学者之间，辩论最激烈的“汉宋之争”。清朝取代明朝建立后，不少以明遗民自居的学者痛定思痛，认真反思明亡教训，认为其中之一，便是学者不学无术，毫无考据便空口辩论，最终违了圣人本意。所以自顾炎武、黄宗羲以来，便大力呼吁“实学”而反对“空言”。

但所谓“实学”，本身包罗万象，具体到每一件事物，又有不同的做法。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，顾炎武曾多次进行考据，以说明词语原本之意。进入清朝中期，学者多推崇顾氏，一时考据之学大盛，甚至有较为激进的学者，为了考证一个词语的原义，竟然要找遍先秦两汉的所有流传著作。不过这个时段的上古作品，一共也没留下多少，否则学者们便是穷尽一生之力，恐怕也看不完那么多书。

这些学者往往认为，越是距离孔孟圣贤近的时代，对词语做出的解释越容易符合原意。所以汉代大儒许慎和郑玄，便成了这些学者的推崇对象。由于这些学者动辄引用汉儒对经典的解释，这一派便渐渐被称为汉学学派，而依然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，便被称为宋学学派了。

其实清朝官方科举，并未直接认可汉儒，官方言及科举，明文称四书要遵循朱子集注，五经也有对应的理学注解。早期圣祖康熙帝在位时，更是大力推广理学。故而清朝中前期，宋学占了绝对主流。可清朝进入中期，一方面宋学理论渐渐僵化，学派后继乏人。一方面文网颇密，民间读书人若是一言一行不合上意，只要被揭发出来，便可能是大逆之罪。所以很多读书人明里不言，却暗中和朝廷较劲，你专用宋学，我便推广汉学。又有惠栋、戴震等人，倾毕生之力于经籍之中。故而朝廷之外，汉学学者反而地位越来越高。

当时在位的清高宗乾隆皇帝，倒也不是不清楚这些。但乾隆颇有心术，深知这些儒者并非真有什么“大逆”之心。所以言辞之罪，针对的多是些声名不著的生员和在乡举人，而对于戴震这些已成名的海内名儒，非但不加罪名，反而听之任之。戴震本也不愿参与政治，反而积极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的修撰。于是皇帝与大学者之间，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和平。久而久之，不少乾隆前期的汉学学生，已经成了学政、典试之官，后来学生在科举中引用汉学学者如惠栋、江永之说的，不仅不会落榜，反而容易得到更高名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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