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连刷了十几天茅房，别说搞好关系了，我连长官人影都没看到。后来还是和我同胞的大哥看不下去了，提点了我几句，我这才送了些钱财给警长。

反正钱不是我的，送出去也不心疼。

负责管治安的多半是中国人，就算有鬼子，也基本不来上班，根本见不着人影。平时日子无非是喝酒打牌，要么就是被上头呼来喝去，巡逻什么的......那些见不得光的脏活都是领导心腹干的，轮不到我们来做。

最多做些维护治安，事后收尾之类吃力不讨好的活计。分配给我们的辖区，就是营口城郊，面积很大，但人烟稀少，管起来麻烦的要死。

都说官场是最熬炼人的地方，我就算是个芝麻大的小官，那也多多少少耳濡目染，懂了很多人情世故。至于村子里交给我的任务，只能说有心无力，好在日军抢了几次之后，能刮到的油水越来越少，他们也就懒得去了......可笑那些宿老豪绅还以为是我的功劳，写信夸我做得好。

就这样混了两年，我也算是见了些世面，自学学会了读书写字，知道国家处于危难之中，关东军在东北横行霸道......心中觉得愤怒之余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所谓的伪满洲政权不仅在国际上站不住脚，在国内也是被广大中华同胞唾弃。

于是乎，日军开始动歪脑筋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经常能看到特高课或者穿着风衣的死太君在我的辖区乱窜，鬼鬼祟祟的也不知道在干什么，离开前还给我们下了封口令。

在1934年7月初，是营口第一回发生‘坠龙事件’。当时我正和警长在警署里打牌，有个老农慌慌张张跑进警署，说要报案。

警长撇撇嘴，都不需要发话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当即就放下手上的牌，叮嘱了同僚一句别出老千，然后听老农报案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当时那位老农说话条理清晰，把时间地点何事都说的清清楚楚，还不带一点地方口音，感觉就像是提前背好了的一样。

事情发生在田庄台上游，当地村民发现了一条活龙。有四爪和鳞片，嘴上两个长须，大眼睛凸出，身长大约10来米。

我第一反应就是憋笑，毕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无论有多好笑都不会笑出来，除非忍不住。不远处警长和同僚也听到了，根本没当回事，继续打牌。

我思来想去，就这么把人打发了也不太合适，于是就反问道：“那这条龙伤人了吗？”

老农一愣，“没有。”

“可有财物损失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可曾妨碍公共秩序？”我一边假装在纸上记录，一边头也不抬的问道。

老农咂摸出味来了，他讪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也没有。”

我两手一摊，说道：“那就不归我们管了，老丈你该咋办就咋办吧。清蒸油炸爆炒都随您，但要是想在街上卖烤龙肉，那就得缴纳费用，您看您是要......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