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一个秃顶先生，很客气的样子，期期艾艾地说，他不同意我在讲座中说阿连德是个英雄。他说，阿连德是自杀的，一个人就不应该自杀。我回答他，我以前知道阿连德是战死的，但即便自杀在我心目中也还是个英雄。我问他，你说他不该自杀，是基于宗教理由吗？秃顶先生说不是宗教原因。我说，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人家出于宗教理由你还去和人争论。宗教是定见，你跟别人争什么呢？你说不是就好办了，那你为什么说他不该自杀。秃顶先生说那不等于放弃了社会责任吗？我说，好家伙，人家飞机坦克地上来了，就是剥夺你这个责任能力，自杀，不投降，不自取其辱，非常了不起了。

智利的晚饭是真正的晚饭。讲座完，大家还喝了些红酒，闲聊一阵，九点钟，这才开拔去吃饭。桌上有两位智利当地作家，说同意我对阿连德的看法。他们说，当年总统府被进攻的时候，阿连德总统通过广播对全国讲话，声明不会向叛军交出权力，不会活着走出总统府。如今，世界大幅度右转，当年如阿连德这样的壮举也成为质疑与解构的对象了。马尔克斯在诺奖颁奖礼上的演说中针对强势的西方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毫无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，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?”其实，在这一点上，西方迄今并无任何明显的改变。我们还应该记得，阿连德总统牺牲后，并不是智利人的马尔克斯曾封笔五年，用文学罢工抗议这场军事政变。直到1982年，马尔克斯在他名为《拉丁美洲的孤独》的诺奖演说中，还对这一事件念念不忘：“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堑壕，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，直到壮烈地死去。”那时，阿连德和聂鲁达逝世已经近十年了，但马尔克斯没有忘记他们。近年来，中国对聂鲁达的翻译几乎停止。我手里这本诗集完成于1949年，所以我不知道以后关于这次政变，聂鲁达有没有写过诗歌。但他在这本诗集《背叛的沙子》这首长诗里，把拉美诸国独立后迅速背叛人民的强权统治者全部写了一遍。这首诗中有一节《寡头政治》：

旗帜上的血迹未干，/兵士们还没有睡觉，/自由就改变了

服装，/变成了财产和家当；/从刚刚播种的土地里/出来一个阶

级，一伙/佩着纹章的新贵，/既有警察，又有牢狱。

在智利的这些日子，还有一些我认为有趣的事情值得记录下来。

去一个葡萄酒庄参观。冬天，架上的葡萄藤都枯萎了。园中很多树。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树，都长成了世世代代就扎根在这里的样子。其中有一株玉兰树，我说，这树的故乡在中国，但导游认真告诉我，园中有记载，这树是从美国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