奥伯朗斯基叹了口气，擦干脸上的泪水，悄悄离开了房间。“马修说‘船到桥头自然直’。可怎么才能直呢？一点都不可能……哦，天哪，可怕的事！还有她那样大喊大叫，真粗俗。”他想起她的尖叫以及“流氓”和“姘妇”的字眼，心想，“女仆们可能都听见了！真粗俗，简直粗俗到了极点！”奥伯朗斯基一个人站了好几秒钟，然后擦干眼泪，叹息着，挺起胸膛，走出了房门。

这一天是星期五，一个德国钟表工通常在这一天来给家里的钟上发条。奥伯朗斯基在餐厅看见他，想起他曾经拿这位认真的秃头钟表工开过的玩笑，笑了起来。“这个德国人，”那次他说，“为了上紧钟表的发条，自己紧张了一辈子。”奥伯朗斯基喜欢开玩笑。“嗯，也许是船到桥头自然直。‘自然直’！这话不错。”他想，“我得用用它。”

“马修！”他喊道。“你能和玛丽到小起居室替安娜·阿卡德耶夫娜安排安排吗？”马修出现时，他又说道。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奥伯朗斯基穿上他的毛皮外套，走到门廊上。

“您回家吃晚饭吗，先生？”马修开门送他出去时，问道。

“再说吧……哦，拿点钱去，”他说，从皮夹里取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，“够吗？”

“够不够，我们都会想办法应付，那是再明白不过的。”马修说着，关上马车的门，回到走廊上。

这当儿，多莉安抚完了孩子，从马车轮的声音中听出丈夫已经离开，就回到了卧室。这是她唯一可以逃避家务事的地方。即便是她刚才在育儿室待的几分钟里，英国女家教和玛特琳娜·菲莉莫诺夫娃也逮着机会问她一些不容延迟、只有她能答复的问题：“孩子们出去该穿什么？他们要不要喝牛奶？该不该请个新厨子？”

“哦，别来烦我了！”她喊道。回到卧室后，她坐在同丈夫说话时坐过的地方，瘦削的手指紧紧绞在一块儿，手指上的戒指松得都快要掉下来了。她把整个谈话过程又在脑海里重温了一遍。

“走了！可他怎样才能和她断绝关系？”她想，“他还会去见她吗？我为什么不问问他？不，不行！我们不可能重归于好……即使我们还住在一个屋子里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！”她反反复复地说，不停强调那个让她害怕的字眼。“我以前多么爱他！哦，天啊，我以前多么爱他！……我以前多爱……现在就不爱了吗？难道我现在不是比从前更爱他吗？最可怕的是……”她还没来得及想完，玛特琳娜·菲莉莫诺夫娃就从门后探进脑袋来。

“我是不是最好把我兄弟叫来？”她问，“毕竟他可以做做饭，否则孩子们到六点都吃不上饭呢，他们昨天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好吧！我一会儿就去瞧瞧……派人去取牛奶了吗？”达娅·亚历克山德罗夫娜又忙起家务事来，暂时忘却了她的悲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