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么，这样的漱石文体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漱石阅读量大，记忆力好，博学强记。且有语言天赋，对语言表达分外敏感，同时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学悟性。作为母语的日语、作为专业的英语自不必说，对“汉学”亦颇有造诣。私见以为，其文体的形成乃是日语、汉学和英文相互作用的结果，汉学尤其功不可没。

漱石在东京府第一中学读初中读不到三年突然退学，转入主要讲授汉学的二松学舍——此前曾短期上过类似私塾的“汉塾”——就读于二松学舍那一年间，“先生的汉学研究似乎同样从经书方面入手，但由衷耽读的当是唐宋诸家诗文。从那时开始就特别喜欢陶渊明写的东西。”（赤木桁平《夏目漱石》）仅仅学了一年就在大约十五岁时写出了这样两首汉诗。一首题为《鸿台》：鸿台冒晓访禅扉，孤磬沉沉断续微。一叩一推人不答，惊鸦撩乱掠门飞。另一首题为《离愁》：离愁别恨梦寥寥，杨柳如烟翠堆遥。几岁春江分袂后，依稀纤月照红桥。怎么样，相当说得过去吧？别人如何不敢妄言，反正我这个以汉语为母语的汉族中国人，即使这把年纪了也写不出来。不仅如此，漱石二十三岁那年还首次以“漱石”之名为日本著名俳人正冈子规的《七草集》附写了九首汉诗。同一年又以汉文写了题为《木屑集》的游记。“以文体而言，整体上带有唐宋诸家风格，行文畅达，措辞瑰丽。先生本人也曾向笔者说‘余之文学功力或由此得来’。总之，作为二十三岁的青年，已经显示了值得惊讶的汉学造诣。”（出处同前）而且，漱石对于汉诗文的憧憬和创作与之相伴终生，可以说是与小说创作并驾齐驱的之于他的“文学”双翼。甚至，对于漱石，说起“文学”，首先是汉诗。

而这样的汉学造诣不可能不对漱石小说创作的文体产生积极影响。索性再举两个例子。《猫》第十一章，猫听得主人苦沙弥这样一番高谈阔论：“趁人不注意掏其腰包是谓扒手，趁人不小心刺探其心事是谓密探，趁人不知之时卸掉其木板套窗偷其物品是谓毛贼。把大砍刀插在榻榻米上硬抢人家钱财，是谓强盗；罗列恫吓性词语强迫人家就范，是谓侦探……如若听之任之，即是助纣为孽，决不可姑息养奸！”再看哲学家八木独仙君之语：“所以说贫时缚于贫，富时缚于富，忧时缚于忧，喜时缚于喜。才子毙于才，智者败于智。”喏，无论修辞方式，还是节奏（韵律）掌控，抑或整体构思，无不明显带有“唐宋诸家风格”。时而独步高蹈，时而浅唱低吟，时而警句迭出，时而悠然徘徊。击首尾应，击尾首应，起承转合，一鼓作气，深得中国古典诗文之妙。其夫子自道“余之文学功力或由此得来”，绝非一时虚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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